谈古人的用才观-知才善用尽其能

2020-08-18

  文王用姜子牙

  姜子牙72岁时，垂钓渭水之滨磻溪（今陕西宝鸡境内），借钓鱼的机会求见姬昌，姬昌在出外狩猎之前，占卜一卦，卦辞说：“所得猎物非龙非螭，非虎非熊；所得乃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辅臣。”

姬昌于是出猎，果然在渭河北岸遇到姜子牙，与姜子牙谈论后姬昌大喜，认为姜太公是个奇才，说：“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：‘定有圣人来周，周会因此兴旺。’说的就是您吧？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。”

因此称姜子牙为“太公望”，二人一同乘车而归，尊为太师。

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， 是齐国的缔造者，周文王倾商，武王克纣的首席智囊、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，齐文化的创始人，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、军事家与政治家。

  秦孝公用商鞅

  秦孝公重用卫鞅（即商鞅）实行变法，奖励耕战，并迁都咸阳（今陕西咸阳东北），建立县制行政，开阡陌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，不断增进农业生产。

对外，秦与楚和亲，与韩订约，联齐、赵攻魏国都城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，拓地至洛水以东，自此国力日强，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。

  齐桓公用管仲

  齐桓公任管仲为相，推行改革，实行军政合一和兵民合一的制度，使齐国逐渐强盛。齐桓公于前681年在北杏同宋、陈、蔡、邾四国诸侯会见，是为平定宋国的动乱。后宋国违背盟约，齐桓公便以周天子的名义率几国诸侯伐宋，迫使宋国求和，此即为“九合诸侯”的第一次。前679年，各诸侯与齐桓公在鄄（juàn）地盟会，齐桓公从此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。此外，齐桓公还灭了谭、遂、鄣等小国。当时中原华夏诸侯苦于戎狄等游牧部落的攻击，于是齐桓公打出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号，九合诸侯，北击山戎，南伐楚国，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，受到周天子赏赐。

  秦穆公用百里奚

  秦穆公继位后任用百里奚为相国，百里奚在主持秦国国政期间，百里奚“谋无不当，举必有功”，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，实行“重施于民”的政策，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好处，并内修国政，外图霸业，开地千里，称霸西戎，统一了今甘肃、宁夏等地区，开始了秦国的崛起。这一时期，秦孝公称之为“甚光美”的时代。史载百里奚“三置晋国之君”，“救荆州之祸”，“发教封内，而巴人致贡；施德诸侯，而八戎来服”，使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，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基础。

  楚庄王用孙叔敖

  楚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，重视社会生产，发展经济，充实国力。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，宽刑缓政，发展经济，政绩赫然，主张以民为本，止戈休武，休养生息，使农商并举，文化繁荣，使出过国力大增。楚国在楚庄王十七年（前597年）的邲之战中大获全胜。使楚国的声威大振，国势日强，而晋国在中小国中威信下降，失去了支配他们的能力。不久，楚庄王灭掉了萧国，又连续三年攻伐宋国，迫使宋国向楚求和。楚庄王饮马黄河，问鼎中原，实现了自己称霸的愿望。

  比如曹操。早在创业之初，曹操就非常中重视网罗人才；建都许昌之后，又一再下达“求贤令”，以朝廷的名义招纳贤士，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人才都聚集起来。在选择人才的标准上，曹操以其政治家的独特气魄，一反过去以门阀和名气取人的传统标准，主张不拘一格，“唯才是举”。著名的《八月令》竟然明确地提出要起用那些“负污辱之名、见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，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”的人才，这是对以门阀品第为唯一标准的传统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冲击。对于曹操“识拔人才，不拘微贱，随能任使，皆获其用”的选才标准，连宋代保守主义政治家司马光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。

   罗致到了人才，还有个如何任用的问题。在这一点上，曹操亦有独到之处，这就是清人赵翼所概括的“以权术相驭”。至于具体的做法，赵翼有一段精彩的论述：曹操当初起时，方欲籍众力以成事，故以此奔走天下，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。及其削平群雄，势位已定，则孔融、许攸、娄圭等，皆以嫌忌杀之；荀彧素为操谋主，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；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，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；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，亦以疑似之言杀之；然后知其雄猜之性，久而自露，而从前之度外用人，特出于矫伪，以备一时之用，所谓以权术相驭也。（《二十二史札记》）

   曹操在创业之初，需要人才帮助打天下时，他可以虚心纳士，和刘备、孙权一样对有用之才极尽礼遇。曹操厚待刘备、关羽的事情是尽人皆知的，其实他给予自己重要的谋臣将士的优待远在刘、关二人之上，故大多能得人死力。

尤为难得的是，曹操在创业之初能用度外之人，即对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记前嫌，即使是仇敌也不念旧恶，不加报复，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恢弘大度。

例如官渡之战后，发现许多“许下及军中人”与袁绍暗通的书信，有人提出要查清之后收而杀之，曹操却说“当绍之强，孤亦不能自保，况他人乎？”（同上），遂命“皆焚之”。

又如陈琳，原是袁绍的部下，曾为其起草讨曹檄文，直骂到曹操祖宗三代。但归附曹操之后，仍然受到重用，并未遭受报复。再如张绣，与曹操有杀子之仇。但张绣归降后，曹操不计前嫌，仍拜他为扬武将军，并结为儿女亲家。官渡之战中，张绣力战有功，后又击破袁谭，曹操论功行赏，增邑二千户，其他“诸将未有满千户者”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张绣传》）

然而，曹操对于人才的恩惠、友谊和礼遇、宽大等都直接服务于其政治目的，他的目的很明确，笼络人心、以让人才为其所用；一旦达不到这一目的，或者过去倚仗的人才对其产生了异心，那么就毫不留情地加以剪除。

   曹操智囊团的首席人物荀彧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，他“弃绍从操”之后，在政治方面给予了曹操很大的支持，曹操也与他颇为投缘，甚至称赞其为“吾子房也”。但荀彧自幼受儒家礼法教育，毕竟心存汉室，他之所以为曹操出谋划策就是希望能通过曹操“削群雄，以匡汉室”，所以当他看到曹操权位日高，欲加国公和九锡时，便和曹操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；他明知曹操有僭越之心却不肯附和，这就成了曹操实现个人野心的绊脚石，于是遭到嫉恨。关于荀彧的结局，有人说是被曹操用药酒毒死，也有人说是受胁迫而自杀身亡，总之是不得善终。

   像这样先受礼遇后遭忌杀的自然并非荀彧一人，还有不少早年曾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建立功勋的人，到后来却不得不通过回避隐退以求自保。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就以“知足不辱”为由，自动交付兵权，乞求退休；而贾诩“自以非太祖旧臣，而策谋深长，惧见猜嫌，阖门自守，退无私交，男女嫁娶，不结高门。”何夔见“太祖性严，掾属公事，往往加杖”，便“常畜毒药，誓死不辱”。这些史实都说明在曹操后期的高压政策下，他的臣属们进退维谷，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。

  因此，将曹操对人才既任用又猜疑的态度比照起来看，他在人才问题上奉行的其实是实用主义的方针。为了建立统一天下的王霸事业，他重视人才、礼遇人才，表现了他有囊括英才的雄才大略和容纳人才的恢弘大度；但是为了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，他又猜忌、枉杀人才，表现了其在人才问题上奸诈诡秘的。